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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想同大家分享WSJ這個訪問，Robert Shiller 及George Akerlof 兩位諾貝獎得主宣傳新書《Phishing for Phools》，與專欄作者 Jason Zweig談論書中的主旨: 有關欺騙及不誠實取利的經濟解釋，不少是要作一些行為經濟學式的解釋。 這本書我仍未看，但這個訪問我是極度推介的，因為相當好笑。其中一段相當有趣的，是Shiller 談及為寫這本書，他親身試食貓糧，以親身證實貓是否如宣傳所述般，有甚麼特別口味，以下為Transcript: Q: You ate cat food to research a common way you think consumers may...

聯儲局所謂的「加息」實際只是定下一個較高的Fed Fund Rate，然後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整銀行體系內的銀行儲備量，引導市場力量令Fed Fund Rate走近聯儲局定下的目標水平。但這些貨幣政策需要一位執行者管理，這個角色在聯儲局系統內，是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公開市場交易台（俗稱The Desk）處理，而Simon Potter正是這The Desk的管理者。

聯儲局嘅利率調控政策，背後到底係點運作？ 其實新機制下，加息減息唔再係靠教科書講嘅公開市場操作，而係靠控制儲備利息（IOER）。本文會詳細解釋呢個新機制下嘅運作方法同聯儲局所遇到嘅困難。

想同大家介紹一篇《The Economist》的文章，去了解中國經濟的問題本質。先看以下這個圖： 上圖是歐洲、美國、日本及中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（藍綫），及資產表對該國GDP的比例（深紅綫）。這個圖要表達的，正是中國的所謂「放水」貨幣政策，與真正推行QE的美歐日有一個顯著分別，就後三者的央行資產表對GDP的比例，都隨着資產表增長而上升，但人行資產表急增的同時，資產表對GDP比率反而一直下降。 這當然不一定是個問題，因為簡單的解釋是歐美日近年的經濟增長相當一般，而中國則仍然有約8%的經濟增長，所以藍紅兩綫的走勢不同，實非令人驚訝之事。問題是，當深紅綫斜向下走，就相當於中國的基礎貨幣增長跟不上經濟增長，這才是《The Economist》所擔心之事。 這擔憂的本質，是在於如果貨幣增長的幅度追不上經濟增長，這經濟體就大有機會出現通縮，或是經濟衰退，甚至兩者同時出現。當然，理論上基礎貨幣（Monetary Base）不一定要與經濟增長同步，《The Economist》在文中亦特別提及中國的M2增長明顯高於基礎貨幣增長（前者六月增11.8%，後者增3.2%）。 但更大的問題是中國的基礎貨幣不單增長放緩，甚至可能直接出現減少，這從圖中藍綫最右方掉頭向下可見。問題正是中國與歐美日不同，中國用的是靈活固定匯率，人民幣的幣值及發行量是要在外匯市場決定的。簡單的解釋如下，例如當早年大量資金流入「搶購」人民幣，這將會令人民幣出現升值壓力，這令人行要不停在匯市發行新的人民幣，用來買入外幣放到外匯儲備，這樣人民幣的匯率才不致大升，但人民幣量就會因而上升。 問題是上述的情況開始倒轉，當資金大量流出中國，這就會為人民幣帶來貶值壓力，要防止貶值就只好用外儲買回外資手上的人民幣，這只會令人民幣的基礎貨幣量愈來愈少。 回到上述的基礎貨幣增長早已追不上經濟增長的論述，當基礎貨幣開始減少，問題會更嚴重。如果這加上中國企業及居民開始Deleverage，這就不單基礎貨幣會減少，可能M2等廣義貨幣供應都會減少，其時經濟要避過衰退的難度更高。再者，衰退會令走資更快，形成惡性循環，支爆其實唔難。 當然，《The Economist》的論述不如我寫的「悲觀」，但我認為這個情況絕非極端情境。 資料來源: How China’s cash injections add up to quantitative squeezing

美國聯儲局的議息會議後調高基準利率，但要成功加息其實有不少技術問題要解決。而技術問題的成因，正是QE令聯儲局資產負債表過大及銀行儲備過多。

NYT的經濟記者Neil Irwin寫了篇相當有趣的文章，討論一個相傳已久的說法：「聯儲局官員成長時期的通脹情況，會影響其對通脹擔憂的程度，從而影響其對貨幣政策的取態。」 到底一位成長時期飽歷通脹問題的儲局官員，與一位在低通脹環境成長的官員，對通脹是否有明顯不同「感覺」？這個問題難答，Irwin就採用一些簡單的經濟學分析方法，看看當中端倪。 Irwin的方法是先觀察每位聯儲局官員18歲至35歲這段黃金時期內，美國的平均通脹率，再將之與該官員的加息取態（即俗稱的鴿派或鷹派）相比。 上圖可見，官員中以Minneapolis Fed主席Narayana Kocherlakota黃金時期經歷通脹最低，平均為3.4%。而經歷迵多通脹的，則為剛在年初退任的Dallas Fed前主席Richard Fisher，平均達6%。（按：由於要對比該官員的鴿／鷹程度，而新任Dallas Fed及Philadephia Fed主席都未有表達明確立場，故Irwin選用年初退任的Richard Fisher及Charles Plosser代替）而所有官員的經歷過的平均通脹率為5.4％，比起80後（現年35歲）經歷過的1.9％高得多。 然後將以上的平均，配上Barclays Capital編製的「聯儲局官員鴿／鷹程度指數」，進行一個簡單的Regression，得出結果如下。   簡單的解讀，是官員經歷過的通脹愈高，其取態愈鷹，即對通脹的擔憂傾向較高，更急著要加息，這是圖中右向上斜的直綫所表達的。 可惜，這個簡單Regresion的R Square只有0.08，好簡單講即是這「通脹經歷理論」，只可解釋官員鴿／鷹程度8%，即是解釋能力極低。 我相信上述的Regression，如果有更多Data point效果會好些。無論如何，原文是相當有趣的，值得各位一看。 資料來源：《Which Fed Leaders Fear Inflation? Look at When They Grew Up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