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儲物室

之前簡介宏觀經濟學者Larry Ball嘅新書《The Fed and Lehman Brothers》時，就講過本書討論Repo市場係金融海嘯嘅角色相當詳細；其中一個要點，就係聯儲局理論上可以透過干預Repo市場令雷曼免於即時破產同倒閉。

在今年NBER研討年會上，其中一篇演講文章名為《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Boom》，是由四位華人學者撰寫，討論有關中國樓市連年升勢。 NBER 2015 Xiong Interview 4.28.15 Sequence.02 from NBER on Vimeo. 研究的重點，是為中國樓市建造一條樓價指數，因為如果沒有具一致性的樓價指數做基礎，就難以分析中國樓市的情況。研究得出的樓價指數分開一、二及三綫城市。先來一綫城市，所謂一綫城市就是下圖內的四大城市（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及深圳），而在2003至2013年間，整體一綫城市的樓價指數的年均升幅約為15.9%，而同期的居民收入升幅呢？如果以人均Gross Regional Product (GRP）計，年均增長「只有」9.4%，而如果以稅後收入（Disposable Income）計亦大同小異，年增9.3%。 簡單說，居民的購民力的升幅遠追不到樓價升幅，而以另一個角度看，一綫城市的樓價指數在10年間增加3.37倍（即由指數由1升至4.47），但同期GRP只有1.46倍的增幅（即指數由1升至2.46）。 你可能說：「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是這樣的啦！」或者你等我報道完二三綫城市的樓價指數再說。 二綫及三綫城市的樓價指數，在該十年間分別年均上升16.8%及10.6%，而GRP及稅後收入，二綫城市年均上升13.4%及11.7%，三綫城市的則為15%及11.7%。即是說，負擔問題嚴重加劇的問題，主要在一綫城市。 但當然，如果看樓價對收入這負擔比率，除了一綫城市急升這情況外，二三綫城市無急升亦不見得健康得到那裏。下圖為學者觀察不同收入水平的使用按揭買樓人士，其相應的負擔比率水平，左圖為最低收入10%人士的情況，右邊為最低收入45-55%，即中等收入人士的情況。 可以見到，一綫城市的低收入人士負擔，一度高至11倍，回落了仍留在9倍的水平，而二三綫城市的低收入人士則長期面對8倍左右的負擔水平。中等入士的情況相約，只是三條綫的水平都輕微下降了，如一綫城市的人士負擔在7倍左右上落。 國際標準的負擔水平是多少？作者引述了幾個事例，如2000年代美國的常見比率為3倍，而日本東京在1989年的比率為8.6倍（而相信大家知道，之後日本的樓價大跌。） 這是令人擔心的情況嗎？作者指，要擔心但未須過份擔心。一來，中國出現美國及香港之前遇過的負資產問題，因為大陸政府要求最少三成首期（部份時間及地區要求一度調高至四成），而下圖可見，低收入人士的首期比率更高（下圖左）。這表示樓價要平均跌四成半才會出現大規模負資產，或引發銀行大量產按揭相關壞帳，所以四位學者認為這方面不用擔心。（注意是學者講的，不是我！） 要擔心的是甚麼？是高樓價對收入比率背後意味着高收入增長可持續的預期，而高收入增長（上述的10%年均收入增長）預期是合理嗎？ 全國增長都快保不了七，你說呢？這等如說，樓價下跌的機率不低，這是要擔心的地方。 當然，我知你看完會講：「下？香港情況嚴重好多啦」 我知～但中國樓市在外國有市場，所以觀察中國樓市有市場。香港？ 這些極端例子除有特別的模型解釋，否則.....市場有限吧.... 特別追加： 各中國城市樓價升幅     配圖：Bart Van Dijk

   Brookings最近出左份有關美國女性「嫁得出難易度」（Marriageability）的研究。首先，Sociologist William Julius Wilson認為「嫁得出難易度」可從一個社會每一百名（同齡）女性，就有幾多名在職（同齡）男性作為指標。美國2012年的情況，就似上圖左二的棒所顯示，每一百名女性，只有91名在職男性，看來不夠分。 但Brookings的研究員Isabel Sawhill認為單看這個數據不足夠，深一層的看法是觀察到底哪階層的女性數據上遇到這個問題。先看用學歴分類的數字：    結果係學歴愈高的女性，較難找到同等學歷的男性作配偶。看看左二（在職男性對所有女性），三條棒分別指出不同學歷的人口中，男女的比例，這可以見到大專畢業的人口中男女比率最低。    另一個分類方式，是以膚色作分類分析。從上圖可見， 其實男女失衡的問題，主要出現在黑人身上，其中一個成因是黑人男性較多從事非法活動，令其早死及入獄的機會較高，令盛年男性相對較少。 這就是Brookings的一個簡單結論，所謂的「嫁唔出」其實只係女性獨立自主能力上升，而黑人男性在美國就業市場機會較少，亦令問題惡化。 資料來源：Is there a shortage of marriageable men? Cover Photo: https://www.flickr.com/photos/emilianohorcada/

學者Barry Eichengreen、Poonam Gupta同Oliver Masetti幫世銀做嘅2017年政策研究《Are capital flows fickle? Increasingly ? and does the answer still depend on type? 》，就整理左Sudden Stop係新興市場出現時各種外資嘅走向，令大家可以更了解邊一類資金受Sudden Stop影響最大。

女性學歷愈高，就會愈少生小朋友？這一個傳統的看法，原來未必準確的。 傳統經濟學分析會指出，當女性學歴愈高，收入愈高，會令生小朋友及花時間照顧小朋友的時間成本愈高；另一方面，女性在職場的地位愈來愈高，工作時間及壓力愈來愈多，亦令生小朋友的代價更高。這類分析都指出，最高學歷的女性應該最抗拒生小朋友。 但事實呢？ 兩名學者做的研究《Do highly educated women choose smaller families?》發現，上述的理論只適合形容80年代的美國，但自2000年開始最高學歷的女性，生育率反而較中等學歴的為高。下圖為女性接受教育的年期與生育率的關係，可以見到在80年代是接近直綫的反比，但自2001年開始的年，受教育多於16年的女性的生育率，高於受13-16年教育的女性。    為甚麼？ 兩名學者傾向相信，這與不同學歴女性的收入差距擴闊，令高學歷的可以更輕易在市場購得「小孩看護服務」，而低學歷的則更願意供應這類服務。 下圖為這想法的論據，小孩看護對收入的比例，在高學歷人士而言自80年代不停下降（圖中最下一條綫），但對低學歷女生（少於12年學歴）則由90年代中期開始愈來愈高，即高學歴女性要找小孩看護服務愈來愈易，但低學歷女性就愈來愈難。   學者統計，無高中學歷、高中學歷及有受過大專教育（但無畢業）的女性，小孩看護成本對收入的比率分別上升33%、16%及5%，但有大專學歴及大專以上學歴的女士，小孩看護成本對收入的比率就分別下降9%及16%。 而下圖就可以見到不同學歴女性，平均每週顧用看護服務時數，在1990年代這為接近直綫的關係，但到2008年，明顯可見大專或以上學歴（16年教育以上）的女性顧用看護的時數不但較1990年為多，亦明顯比較低學歷人士的顧用時數為多。這可能反映收差距擴大，令高學歷可負擔（及需求）的看護時數急增。   簡而言之這是個相當有趣的經濟分析：收入差距帶來的生育率下降問題，長遠而言又因為收入差距帶來市場自然改變，而得到解決。 參考資料：http://www.voxeu.org/article/highly-educated-women-no-longer-have-fewer-kids

選舉「買票」這回事，相信香港及台灣的讀者都相當「熟悉」。買票雖是一個「經濟」行為，但少見經濟學對買票行為有太多分析，一方面可能因為買票動機太明顯，二來選票不記名，且買票犯法，買票相關數據難求，要做分析不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