邊個係 Dani Rodrik?
Rodrik 現為哈佛大學的國際政治經濟教授，係一位世界知名的全球化經濟學者。佢其中一個出名的理論就係Globalization Trilemma。呢個理論同Robert Mundell的Monetary Trilemma有啲相似， Monetary Trilemma 講的是自由資金流、自主貨幣政策同固定滙率三者不可兼得， 只可三取其二。
Globalization Trilemma就係講在全球化之下，一國的民主、國家主權及國際經濟融合普遍都係只能三取其二。根據 Rodirk的講法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一些適合該國的金融經濟政策，但全球化經濟融合就需要減低跨國貿易的交易費用，即是要減少跨國的政策分歧。因此，全球化與國球主權形成一種衝突，而處理有關衝突時又可能令民主制度受損，形成一個Trilemma。不過，我這個訪問並唔係講Political Trilemma。（有興趣知道更多有關Political Trilemma嘅朋友，可以自行睇一睇Rodrik呢篇網誌嘅解說 ）
我同Rodrik討論的，是他2016年出版的一本好書 《Economics Rules》。《Economics Rules》探討的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法則，即是經濟學的方法學討論。而在眾多經濟學方學之中，Rodrik在書中最為強調的是一個概念 — 「Model」，經濟學者是以模型作為思考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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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Economists do it with Models」
這是我最喜愛的經濟學笑話，如果你未睇得明，容我解釋一下有咩好笑：
Models，一解是模特兒。這樣讀來，上句就指「經濟學者成日同模特兒做架！」。當然，這是諷刺（或自嘲）經濟學術蛋頭只會埋首讀書，唔識去識靚女/仔的意思；
Models 二解，正是模型。模型者，即是利用嚴謹的文字及數學邏輯在經簡化的世界作推論預測。假設需求曲綫右向下斜而供應曲綫右向上斜，這就是一個經簡化的世界；當收入上升令需求曲綫右移，預計會令價格及交易量上升，這是模型的邏輯推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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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模型推理，是經濟學術根基所在。」
Rodrik認為：「在建立經濟學理論時，模型更加係不可或缺。」Rodrik在書中指，模型其實如同寓言故事；故事內容情節唔一定要符合現實，例如主角可以係豬仔、巨人或者魔法師；但在最重要的「寓言」本身，除要簡單直接明確的表達之餘，亦要與現實世界有足夠連繫。
經濟模型亦如是，需求及供應曲綫都是構想出來的主角，但寓言本身 — 如市場價格可以有效調節資源分配的推論，就有其現實世界應用價值。「我在書中盡量避免用『理論』這個詞，並將重點放在『模型』之上。」在《Economics Rules》之中有關模型及理論之別，放在第四章主力討論，而這亦是我最喜愛的一章。「『理論』係經濟學黎講有三個意思，而三個意思都同『模型』相關。」
「『理論』嘅第一個意思可以係『通論』（Grand Theory），例如解釋資本主義運作、解釋價格與分配、解釋經濟周期。呢啲都係通論嘅例子。」Rodrik說。「理論」的另一個意思，則是「局限下的解釋（Conditional Explanations）」。Rodrik續說：「這些是較多局限並只在某些環境才合用嘅理論解釋；我們會建構X、Y或Z等因素，對某一件事嘅因果關係及影響。而呢個其實正是『模型』嘅本質。」換言之在其中一個層面中，「理論」其實無異於「模型」。
「還有一個層面經濟學者會使用『理論』一詞，就是當我們想事後解釋一些事件。例如，為何會有金融海嘯？點解歐元區持續唔穩定？何解貧富不均在全球有上升之勢？這些『理論』其實只是將不同現有嘅『模型』組合起黎，以希望可以解釋一啲歷史事件。」
這就是Rodrik認為「理論」一詞在經濟學的三解：通論、局限下的因果關係模型及歷史事件的經濟解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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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種「理論」，Rodrik對通論最有保留，甚至可以講係質疑其存在價值。「通論，通常都唔係太成功。」Rodrik直言。
這個專訪是其本人一個長期研究項目《二十一世紀通論去左邊呢？》（Where is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21st Century？）的一部份。在這個研究中，一方面想了解宏觀經濟學的最新發展，同時亦想知道點金融海嘯之後無出現一個新嘅凱因斯（John Maynard Keynes）、一個新的經濟周期/衰退解釋。
凱因斯的最偉大的頁獻，正是撰寫了經典《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, Interest and Money》（下稱《通論》）。這本書的重點，正是一個有關經濟衰退成因的通論。所以係今次訪問，我無法唔問一問Rodrik：「宏觀經濟學中呢類通論，你覺得有無價值呢？」
「是的，我認為呢類經濟周期或失業通論不單有點浪費精力，甚至令經濟學者焦點錯放。」Rodrik 直言：「宏觀經濟學者只顧著要建構一個在某段時期解釋力好強的模型。結果每次經濟環境大變，學者就措手不及，要一窩蜂湧去學習另一啲新模型。」
事實上，呢個亦係宏觀經濟學歷來發展史嘅一個寫照。在1936年凱因斯撰下《通論》，而相關的理論經John Hicks演化成數學模型ISLM後，凱因斯學派主導宏觀經濟學說；當年的宏觀經濟會較重視需求在經濟周期的角色，亦因此政策建議較傾重於財政及貨幣政策主動調控經濟的角色。及後Paul Samulson等在宏觀模型引入Phillips Curve的概念，加強凱因斯模型在解釋通脹成因之能，令重視需求因素的宏觀經濟學更為盛行。
惟凱因斯學說在60年代尾開始受質疑。先是1968年Milton Friedman在其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的演說《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》中，為Phillips Curve加入預期這個因素，令需求調控政策可以隨意控制通脹率的講法受質疑。之後Robert Lucas更提出「理性預期」（Rational Expectations）模型，全盤推翻凱因斯模型的推論之餘，更完全改變宏觀經濟模型的基礎。
在引入理性預期後，宏觀模型引入時間及對預期這些因素，令研究員自此要先假設模型內有多於一個時段，再考慮模型經濟內的「人」（Agents）對未來的預期會如何影響整個經濟的運作。在這個前衛的方法範疇之上， Finn Kydland及 Edward Prescott建立了Real Business Cycle（RBC）模型，取替凱因斯模型成為宏觀學說的新基礎。
當然，上述的範式轉移（Paradigm Shift）實非只因經濟學者的模型編製技術在70年代急速進步。正如30年代的大蕭條催生《通論》及凱因斯模型，RBC的大盛亦因為凱因斯模型只著眼需求因素，無法解釋供應因素（如例如油價急升）促成的70年代滯脹問題。
Rodrik說：「1970年代環球經濟供應面受到一連串衝擊，凱因斯模型無辦法好好咁解釋當年通脹及失業率同時急升嘅情況；結果，經濟學者開始拋棄凱因斯模型，轉而研究新模型。」結果，重視供應因素的RBC模型「時來運到」，一舉擊倒凱因斯模型成為宏觀學術主流。
「新模型係預期上嘅處理更花心思，係比凱因斯模型嘅一大進步。但同一時間，新模型係原始情緒（Animal Spirits）、投資者心理、多均衡（Multiple Equilibria）及需求因素等層面嘅處理，就明顯有唔少倒退。」
「結果當2008年金融海嘯打埋黎，由於佢係個需求因素引發的衰退，宏觀經濟學嘅主流模型都太過著重古典思想（Neo-classical），要解釋金融海嘯反而變得有啲措手不及。」這裏Rodrik所述的新古典想法，意指模型側重解釋供應因素對經濟周期的影響力，對需求因素的處理欠奉。
「宏觀經濟學界仍然有呢種對『唯一真理模型』（The One True Model）嘅追求；我個人嘅意見係，呢種宏觀經濟思考方式相當有害而無益。」Rodrik直言。「模型對時間及預期有細心處理嘅，當然係好重要，係一啲政策分析之中，佢地更加係極之有用。但其實ISLM模型係其他政策分析亦係相當有效，所以我地經濟學者要做嘅唔係專注製作一個完美嘅模型，而係要學習一系列嘅經濟模型，然後當面對各種唔同嘅經濟環境及經濟衝擊之下，搵出最合適嘅模型黎做解讀工具。」
Rodirk在書中將這個方法命名為Diagnostic Approach，我譯之為「診斷式模型挑選」。在這框架之下，經濟學者最需要的才能，是要知道甚麼模型在甚麼時候合用，及在甚麼情況下要轉換手上的模型來作更有效的分析。
其實對「唯一真理模型」的追求只在宏觀經濟學較為強烈，經濟學術界其他範疇，不少都有採用Rodrik所述的「診斷式模型挑選」之法。「例如係勞動經濟學（Labor Economics）及發展經濟學（Development Economics），因為呢啲範疇對現實制度嘅細節較為講究，並且較常用隨機實驗（Ramdomization）等實證技術，呢啲界別嘅學者通常較願意採納多幾個模型，較少有追尋『理想、唯一模型』。」
點解宏觀經濟學仍特別有這個傾向？Rodrik的猜想是：「可能係因為近年宏觀經濟學嘅挫敗感較強。」Lucas曾在2003年講過：「防範衰退嘅核心難題已完全解決左啦。」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，這句話已成為外人嘲諷宏觀經濟學時常用的笑柄。「係金融海嘯之前，宏觀經濟學界可謂相當自信。佢地覺得已經成功佂服左經濟周期 — 周期嘅成因已經被解破，佢地亦學識左貨幣同財政政策嘅用法。結果，呢一切反而令宏觀經濟學者係2008年之後，更為失落。」Rodrik續說：「但其實，金融海嘯反映嘅唔係古典經濟學思想毫無用處，反而係我地經濟學者用錯左模型。或者，我地應該用少啲Lucas等人嘅睇法，用多啲凱因斯或者新凱因斯學派嘅諗法。」
「一個卓越嘅經濟學者會知道，要確保自己係選採模型嘅過程中要做到游刃有餘。決定使用邊個模型體系時，要考慮嘅係經濟實況，而唔係主流對該模型嘅睇法。」Rodrik總結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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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odrik近年有一個重要的新經濟論述，名為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，我譯之為「工業化太早結束症」。
何謂工業化太早結束？「太早，係指發展中國家嘅工業化過程見頂時，不論係收入水平或者係工業化嘅程度兩方面，都相對依家富有國家工業化見頂時所達到嘅水平為低。」
根據Rodrik在2015年撰寫的研究論文《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》估算，在1990年以前的發展國家的製造業佔總就業比例可以升至21.5%，但到1990年以後這個比例平均只會升至18.9%；而係人工方面分別更大，係1990年以前，在製業業增長帶動下的工業化可以將人均GDP推高至12萬美元，但1990年後就只得不足4500美元。（上圖左）
「如果同美國、英國及德國等第一浪工業化；或者同日本、南韓及台灣等第二或第三浪工業化浪潮相比，今時今日嘅發展中國家係較低嘅收入水平，就『完成左』工業化；但佢地工業化嘅程度，根本未達成熟階段。」換言之，工業化係1990年後似是無法再為新發展的國家，帶來美歐等地享有的高收入水平。
一個成因，相信是因為全球化之下，現發展中國家要係環球市場中直接與已發展國家競爭，但成熟經濟體的製造業科技遠較新興市場為佳。結果，發展中國家要較以往的，更早「放棄」製造業增長，轉而發展服務業等其他行業。
問題是服務業相對而言，較難創造急速經濟增長。「製造業有幾個重要嘅特質，令佢比起服務業更適合作為追趕先進國家收入水平嘅階梯。」Rodrik解釋：「首先，製造業嘅產品唔少可做出口貿易，因此需求唔會受制於本土需求；只要你生產技術良好，係環球市場嘅支持下，就有空間擴充生產規模。」
另一個重點，是製造業僱用的多是低技術工人：「就算有個別服務業如IT、金融等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，但呢啲行業普遍需要員工有較高嘅知識同技術水平。相對黎講，製造業可吸收大量低技術工人，例如唔少農民可輕易轉去工廠返工，然後佢嘅生產力可以係一晚之間上升三、四倍。」
「要知道，可以吸納低技術工人嘅服務業，佢地嘅『產品』往往又係唔可出口嘅；呢啲行業往往難以係短時間擴充規模，吸納更多工人。這是太早結束工業化所衍生出嘅困境。」以上的困境，係唔少非洲國家可見。趕唔上90年代以前嘅工業化增長快車，亦未如印度般有適量高技術人口支持，未來嘅經濟發展空間可能愈來愈細。
如上述所言，科技係「工業化太早結束症」有重要的角色。我問Rodrik，其實有無可能是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，科技可長遠可以反過來成為解釋上述問題的關鍵？
「我需要先指出，科技的確有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龐大嘅禆益。」Rodrik回答道：「佢地唔少都係科技嘅入口國，可以從中得益。一個例子係流動通訊技術，明顯為呢批國家創造龐大嘅消費者盈餘，毫無疑問係個好處。」
「另外，科技亦令到唔少發展中國家可以專攻較獨有嘅市場；係農業方面，就有種植大豆、牛油果等例子；科技可以令個別發展中國家，將呢批獨有嘅農產業帶到國際市場。」Rodrik續指。
「問題係，最終可以創造幾多個具生產力增值嘅職位呢？不論係服務業或者係現代農業，可以請到嘅人數都係有限。如果要將居民由農村移到市區，可以俾啲咩工作佢地做呢？」Rodrik指，幾十年前政府只須建立製造業工廠就可解決問題，「但依家唔少新興經濟體嘅居民投入城市之後，只可以從事正規經濟以外嘅工作（如小販等），呢個係我最憂慮嘅地方。唔係發展中國家嘅居民無法從科技進步得到好處，而係經濟本身無法創造出大量高生產力嘅職位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