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 Princeton 頂級學者Angus Deaton 奪得,以表揚其在量度消費、貧窮及福利上的貢獻。有關其學術貢獻,我在此不班門弄斧,故打算轉介各位讀者看看其他經濟學者,對Deaton的學術貢獻的評價,並看看這個獎是否名符其實。
首先,當然要看Tyler Cowen的評價。在結果公佈後,Cowen馬上認定這是「Brilliant Selection」。他認為今次諾獎是對實證經濟學研究的肯定,並指出Deaton為一位真正瞭解經濟增長意義、現代化的好處及政治經濟分析重要性的學者。
曾為Deaton學生的著名發展經濟學者Dani Rodrik就寫道:
I took my first econometrics course with Deaton. Learned more there than in all others combined.
— Dani Rodrik (@rodrikdani) October 12, 2015
專研宏觀經濟及Happynomics的學者Justin Wolfers就對Deaton奪獎興奮不已,在其NYT對Deaton貢獻簡介的文章中寫道,Deaton一生致力為了解貧窮問題而努力。其研究集中在理解貧窮國家所面對的問題,而其方法與以往的扶貧學者有所不同。以往的扶貧專家往往會負起貧窮醫生的角色,當發展中國家了解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,這些專家就被邀請到該家「診症」,雖然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同,但往往扶貧專家都會下同一樣的「藥方」,例如推動基建、推行工業政策、增加國民儲蓄等宏觀經濟政策。 但Wolfers指出,Deaton的研究帶領下,新一代的發展經濟學者變得更重視真正了解貧窮人士的生活,及開始分析經濟制度的細節如何影響一國的發展,而微觀行為數據成為研究重點,這對扶貧帶來相當正面的影響。
而Wolfers老婆,另一著名學者Betsy Stevenson亦有同樣看法:
Deaton is a hardcore empiricist who has taken data on subjective well-being seriously & helped show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— Betsey Stevenson (@BetseyStevenson) October 12, 2015
Marginal Revolution 另一位博客Alex Tabarrok教授,在其簡介Deaton貢獻的文章,就強調Deaton在量度貧窮的研究上的重要貢獻。其中Deaton與World Bank合作研究計算全球各國貧窮問題,就是現是世銀的貧窮人口統計的重要基石。
Tabarrok指出,量度不同國家的生活水平並非易事,因為雖然不少商品可以在自由貿易下,在環球市場訂定合理的市價,但非貿易商品甚至消費服務,在各國就會有不同的定價。例如Balassa-Samuelson effect就推斷在較貧窮的國家,相同服務會較富國便宜,因為工人的薪金會相對低一點,而產品價格又未有得到適當的環球市場調節。在這個前提下,單以市場匯率計算窮國人民的消費及生活水平,大有機會出現系統性低估。Deaton的貢獻在於與世銀合作,研究解決這個各國服務商品價格可比性的問題,其中一個結論是利用家庭調查(household survey)中的消費總額數字,除以消費總量數字,計算出服務/商品的Unit Value,作比較價格的輔助指標。
行為經濟學學者兼法律教授Cass R Sunstein就在Bloomberg Views上,講及Deaton在鼓勵學界採用收入以外的指標(如正負面情緒、健康情況等),來作為量度生活水平的方法,並特別介紹Deaton與另一位諾獎得主Daniel Kahneman的2010年發表的研究。兩位大師的研究結果顯示,美國人收入與開心程度的正向關係,當其年薪達到七萬五美元就會消失,就是說錢買快樂的能力似有其上限。
但其實研究結果有更深入的含意,就是量度Well-being的實證問題。研究中「快樂」的意思,只為受訪者在回答有關「短期的正面情緒」問題時答案,但當受訪者評估整體生活滿意度(life satisfation), 收入愈高,life satisfation仍會不停升高,不會見頂。即是賺100萬同七萬五的人,短期的正面情緒相近,但life satisfation相距可以甚遠。
Sunstein認為這個研究有相當實際的政策貢獻,例如政府可以考慮對年薪七萬五以下的人士,提供更多經濟支援。
Hover Institutions的學者David Handrson就將焦點,放在Deaton兩年前出版的着作《The Great Escape》內,批評富有國家政府以直接資金援助貧國,是愈幫愈忙的行為。
Deaton在書中指,這類政府對政府的直接經濟支援,無法真正改變貧國內大量制度問題,亦無法為民眾帶來發展空間及經濟誘因,反而可能為腐敗的貧國政府,提供更多資源,到頭來經濟破壞更大。
著名發展經濟學學者Paul Romer,就形容Deaton為「緊慎的樂觀主義者」(Careful Optimist)。他亦引述Deaton的《The Great Escape》,指Deaton的研究明確反映出,現代人的生活較百多年前,祖父一代已大有改進。不單平均收入、人均壽命等得到極顯著改善,其實暴力行為亦有大幅減少,民主政制亦更為常見,不同社群互相仇恨的情況亦有所減少。Deaton就是鼓勵大眾以緊慎的態度,同時配上多角度多方向觀察,來認真審視何謂貧窮。
Life has been getting better, and getting better at a pace that is inc
最後,就介紹大家睇徐教授在蕭生節目上,分享半年前曾與Deaton同台食飯,及Deaton分享的一個故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