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頭抗爭對民主有無用？其實這問題可用經濟學觀察了解的。名氣超強的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 （《Why Nations Fail》作者之一）聯同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Ahmed Tahoun 及 芝加哥大學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Tarck Hassan撰寫的論文《The Power of the Street: Evidence from Egypt’s Arab Spring》，探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其間的示威活動，對該國當權者及相關利益人仕勢力的影響。
50萬人示威的經濟衝擊
Daron Acemoglu、Ahmed Tahou及Tarck Hassan三位學者進而探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，就是示威人數多少，是否直接令當權相關企業「經濟租值」（Economic Rent）消失。
「租價」一詞在經濟學理論中，相當技術性的解釋為生產要素（Factor of Productions）的市價，與維持其現時用途最少所需金額之間差距，極簡化例子如下：若甲某月薪15000元，但其實只收12000元月薪他仍會繼做這份工作，這樣下來他每月便賺取3000元的「租值」。
在一般應用上，租值泛指為社會中因各種原因而令法規或制度因素，令企業或個人可以賺取的「額外財富」。
在埃及這例子中，租值就是裙帶關系為企業帶來的額外盈利。研究就嘗試找出，在Tahrir Square的示威人數與「當權群帶企業」的市值之間的關系。結果發現，在NDP當政時期Tahrir Square示威人數達50萬人或以上的話，NDP相關企業的市值就平均下跌1.6%！
在第一次軍政期間，當示威人數達50萬人或以上，軍政府相關上市公司市值則跌0.89％。累計，NDP當政時期的示威令NDP相關企業市值消失1.95%，而軍政府時期示威則令軍政府相關企業失去4.7%市值。
在這兒我們先停一停，想想一個問題： 研究想指出的，是「有效」的示威會令當權者的勢力減弱，所以令市場預期群帶機構未來將「賺得」的「租值」會減少，但問題是租值其實是否只是由一批人，轉到另一批人？（以香港的說法，就是租值由唐營轉到梁營？以台灣的說法，就是藍營轉到綠營？）
研究顯示，上述兩段時間，當反政府示威成功打擊當權者的勢力（或者更準確的說法，是市場預期當權者勢力受壓）的同時，其他得益者的相關公司市值，並無任何顯著上升！這某程度反映，市場預期的不是租值轉移，而是貪腐政治會被漸漸消滅。
但到伊期蘭政府時期，示威無明顯令伊期蘭相關企業股價下跌的效果。而第二次軍政府管治期間，埃及內出現兩批分別支持及反對前伊期蘭政府的示威，支持伊斯蘭政府的在另一地點Rabaa Sqaure示威，而反對的則繼續在Tahrir Square示威。
研究指出，反對示威人數多時，會對伊斯蘭相關企業市值有負面影響，但支持示威人多時則有正面影響。
將四段時間總括觀察，如果在Tahrir Square示威人數多達50萬人，當權政府相關企業的市值平均會下跌0.879%！而同時，對其他潛在得益政勢勢力，其群帶企業的市值則無明顯的升幅。所以市場的預期仍是傾向相信，50萬人示威帶來的不是租值轉移，而是貪腐政權會被消滅。
雖然到今日，埃及政治仍然腐敗，但相對而言當地人民在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抗爭，明顯能對當權者的影響力做成打擊，這是經濟學上的證據。問題是，香港的示威又有否這能力呢？作者指明，研究的總論未必能推及至其他國家及地區相似的情況，每個地方的案例都應作詳細的研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