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讀者請先行閱讀《反政府抗爭有無用？ （一）》）
上回講到，阿拉伯之春期間的大型示威，先後令政權出現三次更變，由穆巴拉克與NDP管治，到第一次軍政，再到伊斯蘭政府與及第二次軍政，每次群眾運動令政府更變的前後，與當權者相關的「裙帶機構」在股市價格都出現顯着下跌。
Daron Acemoglu、Ahmed Tahou及Tarck Hassan三位學者進而探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，就是示威人數多少，是否直接令當權相關企業「經濟租值」（Economic Rent）消失。「租價」一詞在經濟學理論中，相當技術性的解釋為生產要素（Factor of Productions）的市價，與維持其現時用途最少所需金額之間差距，極簡化例子如下：若甲某月薪15000元，但其實只收12000元月薪他仍會繼做這份工作，這樣下來他每月便賺取3000元的「租值」。而在一般應用上，租值泛指為社會中因各種原因而令法規或制度因素，令企業或個人可以賺取的「額外財富」。
在埃及這例子中，租值就是裙帶關系為企業帶來的額外盈利。研究就嘗試找出，在Tahrir Square的示威人數與「當權群帶企業」的市值之間的關系。結果發現，在NDP當政時期Tahrir Square示威人數達50萬人或以上的話，NDP相關企業的市值就平均下跌1.6%！而在第一次軍政期間，當示威人數達50萬人或以上，軍政府相關上市公司市值則跌0.89％。累計，NDP當政時期的示威令NDP相關企業市值消失1.95%，而軍政府時期示威則令軍政府相關企業失去4.7%市值。
在這兒我們先停一停，想想一個問題： 研究想指出的，是「有效」的示威會令當權者的勢力減弱，所以令市場預期群帶機構未來將「賺得」的「租值」會減少，但問題是租值其實是否只是由一批人，轉到另一批人？（以香港的說法，就是租值由唐營轉到梁營？以台灣的說法，就是藍營轉到綠營？）研究顯示，上述兩段時間，當反政府示威成功打擊當權者的勢力（或者更準確的說法，是市場預期當權者勢力受壓）的同時，其他得益者的相關公司市值，並無任何顯著上升！這某程度反映，市場預期的不是租值轉移，而是貪腐政治會被漸漸消滅。
但到伊期蘭政府時期，示威無明顯令伊期蘭相關企業股價下跌的效果。而第二次軍政府管治期間，埃及內出現兩批分別支持及反對前伊期蘭政府的示威，支持伊斯蘭政府的在另一地點Rabaa Sqaure示威，而反對的則繼續在Tahrir Square示威。研究指出，反對示威人數多時，會對伊斯蘭相關企業市值有負面影響，但支持示威人多時則有正面影響。
將四段時間總括觀察，如果在Tahrir Square示威人數多達50萬人，當權政府相關企業的市值平均會下跌0.879%！而同時，對其他潛在得益政勢勢力，其群帶企業的市值則無明顯的升幅。所以市場的預期仍是傾向相信，50萬人示威帶來的不是租值轉移，而是貪腐政權會被消滅。
雖然到今日，埃及政治仍然腐敗，但相對而言當地人民在阿拉伯之春以來的抗爭，明顯能對當權者的影響力做成打擊，這是經濟學上的證據。問題是，香港的示威又有否這能力呢？作者指明，研究的總論未必能推及至其他國家及地區相似的情況，每個地方的案例都應作詳細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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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認為，這個研究好看的不只是其結論「有啟發性」，更重要的是其方法論上的用心。例如研究結果指出示威人數對股市的影響，但因為示威往往持續多日，而且在收市後才進入人潮高峰，有潛在推論問題： 到底50萬人示威前後（Leads & Lags）其他事件是否其他可影響研究估算的因素，所以作者就特意再用50萬人前後日子作Variable進行一次Regression。這驗證50萬人示威前事件（leads）對估算無大影響（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），換句話說股市並無對「往後的示威」有反應，進一步確定股市反應主要受示威人數影響，而非一些更大的環境因素。而後事件（Lags）則只有示威後一日有顯着影響，作者相信這是合理，並對估算無大影響。
誠然，真正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都會指出，這不過是常規的做法，甚至可說是做研究的基本操手，有甚麼特別？我想講的真真就是這才是「學術」的根本，無這樣的「驗證」根本不可以算嚴緊學術！
大家看到這兒，未知有否像作者想到「雷氏定律」？雷教授在寫雷氏定律及「佔中」對經濟影響達3500億港元時，有否做過任何進一步驗證，以確保推論不受「大環境」因素影響？而退多一步，當這研究作者用「群帶企業」來作推論，並只講政治下的「租價」轉變，雷教授竟然用最隨意的恆指，來指出佔領對香港經濟的影響！？ 對比之下，三個字：高下立見。
你會說，雷教授不過寫專欄，又不是學術文章，不用太嚴緊的。
我會說，你可以說專欄，可以不嚴緊，但請不要帶着「學術光環」。你同我一樣，不是在做學術，而只是寫文章。
（當然我好歡迎雷教授以雷氏定律寫一篇學術論文，據知雷教授在研究租值上是專家，請讓大家見識見識。）
